一名旅居国外多年的朋友近年回国定居，发现新加坡怎么越来越吵。她说再这样下去，不如破天荒设立噪音“有声”车厢，就好像妇孺的特有车厢或博爱座的概念：手机外放的乘客都得坐到这最后一节车厢，只有这里可以外放手机，把清静的通勤环境，还给大部分戴耳机或想清静的乘客。

事实上饱受噪音影响的大多数人，不止听力受影响，在学习和工作上的情绪也大受干扰，而这是每天的精神折磨。社会文明秩序若无法自动建立，政府就必须插手，建立一些规范，软硬兼施。就像新加坡从1958年开始，就通过各种运动，教导国民不要随地吐痰、不要乱丢垃圾、要讲礼貌。60多年过去了，别以为国家富裕了，国民就会自动文明起来。社会的构成变得更为复杂，就更须要社会运动来约束规范，就像当年成功让人停止随地吐痰一样。

新加坡之所以成功，不是等到问题发展到最恶劣的时候，被媒体大事渲染，才来亡羊补牢，才来想对策；也不是因为民情收集渠道不足、不被利用和采纳，因此新加坡人变成敢怒不敢言，养成通过投诉抒发负面情绪的“国民个性”。在社媒多个同类“投诉”平台，能看到这样的情况。

去年地铁列车、地铁站和巴士推出圣诞主题装饰，接着是开斋节装饰，确实带来佳节气氛和焕然一新的乘车感受，我深为赞赏，甚至认为早该有创意地发挥本土的文化特色。

《联合早报》读者也投函《交流站》，反映小朋友在公共交通上打游戏制造噪音的现象。

这样的行为等于从小被默许，家长视而不见，丝毫不管束，甚至视为理所当然。这直接挑战人们对“包容”的定义，包容并非毫无标准，藏污纳垢，对于不文明的行为，不但不应包容，还须予以抵制。

在新加坡岁月静好的底下，封闭公共场所的声浪垃圾，也应同实体垃圾一样，有法律法规管制。建议有关当局考虑，该立法就立法，该安静的人请安静，或戴上耳机。

（作者是文字工作者／商人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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