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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名在国际学校担任行政助理17年的女子在罹患三期癌症后，因居家办公安排出现问题而被迫辞职。她入禀雇佣纠纷索偿庭后，获判赔2万元，达到索偿庭可判的赔偿上限。
新传媒亚洲新闻台CNA报道，若不受赔偿上限限制，她原本可获3万480元，包括三个月工资及1万5240元损害赔偿。
案情显示，女子2008年起在一家国际学校音乐部门任职。她在2024年7月确诊第三期鼻咽癌，接受数月化疗和放疗后，于2025年6月底复工。
由于治疗后仍有疲劳、关节疼痛及手部力量减弱等问题，医生和职业治疗师建议她接受较轻工作安排，包括避免搬运重物、适时休息等。
女子在学校开学后，向直属上司提出每周居家办公两天。
女子说，上司当时同意了这项安排，但校方之后又认为居家办公影响部门运作，并指她的职位不符合学期期间的灵活工作安排政策。校方也认为她提供的医疗文件不足以证明需要居家办公。
2025年10月，校方要求女子恢复每周五天、每天上午7点45分至下午4点45分在校工作，并表示没有协商空间。
校方随后要求她前往学校安排的私人诊所接受体能复工评估。医生虽然确认她适合工作，却建议她暂时每周工作四天，其中一天居家办公，为期两个月。医生也建议她避免搬运超过四公斤的物品，并确认她因疲劳不时须在工作间隙短暂休息。
校方接获评估结果后，向医生追问居家办公是否“必要”，医生最终撤回了相关建议。
女子随后再次被告知不能居家办公。
随着争议持续，女子的身心状况进一步恶化，出现失眠、焦虑、严重头痛等问题。她的医生也指她的手部周围神经病变严重，可能属于永久性损伤。
女子最终在2025年12月19日辞职，并指校方处理她的医疗和工作安排方式，让她感到不受支持及受到不公平对待。
裁判官指出，女子虽然表面上是自愿辞职，但校方一连串行为实际上迫使她在“继续工作并冒着健康恶化风险”和“辞职保护健康”之间作出选择，因此认定她的辞职实际上构成解雇，而且校方对此没有正当理由或合理原因。
裁判官表示，校方与医生之间的沟通，并非真正为了澄清情况；相反，校方的提问方式是为了引导医生得出校方预先设定的结论。
“事实上，在我看来，答辩方坚持要求特定形式的医疗文件，不过是一个借口，借此回避它本来应该做的事，也就是以谨慎和体恤的态度，合理调查并考虑索偿人实际的健康需要。”
裁判官认为，校方虽然面对实际的营运问题，但没有真正与女子协商，也没有认真考虑其他可行方案。
裁判官强调，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协商后必须达成任何特定结果，可能的合理方案包括减少居家办公天数、安排人员暂代前台工作，或试行有关安排并定期检讨。
裁判官批评校方对女子医疗文件的处理“不合理且缺乏敏感度”，并认为校方违反了照顾员工健康与安全的义务，以及雇佣关系中相互信任的默示义务。
